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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河神”倾其一生,缔造河套锦绣繁华
内蒙古新闻网  17-09-13 11:02 打印本页 来源:巴彦淖尔旅游 
 

  河套的开垦是我久已听说的尤其是“民生渠”三个字近年常在报纸上见到但为什么王同春这个名儿直到现在才听得呢?——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河套大地的富饶有了“天造地设”的前提势必,还需要后人的努力这个人就是被称为“河神”的王同春。

  河套地区数千年来的大事——黄河支流变主流。

  此事发生后的第三年(1852年),一个叫王同春的人,在河北顺德府(今邢台市)东石门村出生了。曾经家境殷实的王家因为兵匪抢劫家道中落,便给新添的儿子取小名叫“进财”。后来王同春染天花导致一只眼失明。7岁时他进了私塾,但因家境贫困只读了半年。长到13岁的王同春,命运发生了转折:

  为了谋生,他一路徒步走向塞外磴口县的叔父处。

  从这一年起,他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后套这片土地。王同春当时去的磴口县,为旧磴口(今阿拉善盟阿左旗巴音木仁苏木驻地)。“磴”,石投台阶。黄河流至磴口处为南北向,磴口在黄河西岸,由于该岸河槽基层坚硬,河水不易冲淘,而上层覆盖着松散的沙壤土,易冲淘,这样水涨水落,久而久之便留下一级级台阶。

  磴口又是黄河东西交通之重要渡口,故而得名。

  所以,当时走西口的山西、陕西、河北人,有许多聚集在这里的。有渡口,才有生意嘛。王同春的叔就在渡口附近做鞋匠。

  西部是广袤的乌兰布和大沙漠,东部为一望无垠的黄河冲积平原,磴口县就处在这二者之间。浩荡的黄河干渠从境内流出,又被分向了更为广袤的土地,令河套平原有了成为绿洲的可能。

  来到磴口第5年,王同春离开了自己不喜欢的皮匠铺,到后套东部地商(

  河套地商,是活跃在晚清河套开发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包下大量荒地雇人开垦为业,在官方势力介入前,他们主导了河套地区的开发进程

  )郭大义手下当了一名渠工。从此,这个不识字的年轻人,与水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磴口东去的南支成为黄河干流后,由西南向东北分出了五条支汊,靠近后套东端西山嘴的地方有一条缓缓北流的辫状河。后来,人们给它取名叫短辫子河(经过改造后称“短辫子渠”)。河畔地处交通要道,吸引了大量旅蒙商和流民聚集,从而带动了当地的垦殖业发展。后套第一批投资开渠、经营垦殖的地商便在这里应运而生了。所有地商中,四川人郭大义实力最强。

  1868年夏秋时节,

  短辫子渠周围因为水土丰美,一下子来了上千名“雁人”(春天开荒,秋冬季节返回的内地人),这条涓涓细流周围顿时被大片耕地所围,垦殖面积扩大了十几倍。不久人们发现:这条天然灌渠淤积了!正当郭大义们束手无策时,此前不太

  说话言的的晚辈王同春

  站出来说:“后套开渠最重要的是渠口,开口位置不对,要么会被大水冲毁,要么就会淤积断流。”

  众人半信半疑。人群中对他表示认可的只有

  一个叫张振达的晋商

  。他早年经营皮毛生意,在短辫子河畔开设商号“万德源”,又租种了大片荒地。接着,王同春做出了大胆预测:“短辫子渠如不改变渠口,两三年后一定会废掉!”他还举例说,以前有人利用河汊开的刚目渠、缠金渠没几年就废了,就是这个原因。郭大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短辫子渠还是按照原来线路重新疏浚。

  狼山与后套平原之间有一条断层带。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断层以北的狼山不断抬升,以南的平地则不断陷落,形成了一个断陷湖盆。后来,黄河经过多次改道冲积形成了肥沃的平原。清道光三十(1850年),黄河从乌加河改道南支,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

  4年后,王同春的话应验了:短辫子渠口再次淤塞!

  1873年,王同春被郭大义委任为渠道改造工程总管,全面负责新短辫子渠的疏浚和改造。漫长寒冬过去,黄河水终于解冻。伴随着春天到来,大批灾民再次涌入后套。王同春因势利导,将他们纳入挖渠的队伍中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新的短辫子渠挖成了。因为这条新渠是

  万德源、万太公、郭大义和王同春四家投资合开,因此改名“四大股渠”(今名通济渠)。

  过去,开渠的人不懂水利,也不勘察地形,往往顺着河汊选线。而王同春开的“四大股渠”直接从黄河中开口,并且还在两侧开凿了支流,同时可浇灌两千多顷耕地。人们发现,经王同春改造后的河渠“高不病早,卑不病涝”,高处低处庄稼均能得到灌溉。光绪年间《五原厅志略》如此描述当时的状况:

  “耕者数百户,咸获其利。二十余年,不知歉岁。家给人足,老安少怀。”

  主持开凿“四大股渠”时,王同春刚满20岁。

  后套的开发是从东部慢慢开始的。当新开的“四大股渠”正在哺育良田时,后套中西部依旧被黄色的沙地和丛簇的红柳覆盖着。王同春通过几年的观察发现:后套平原大地形是平坦的,小地形却是不平坦的,甚至可以说十分复杂,平原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沙梁、碱滩、海子,还有高低起伏的山坡、野草蓬蓬的壕沟。

  说起1850年黄河改道,大多数人觉得原因是:

  平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因此黄河选择流向了西南方的低地

  。而王同春悄悄地,徒步沿着黄河北岸的各个支汊来回考察了数次——原来模糊不清的地形地势,逐渐在他脑海中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地图。通过不懈考察,他发现:

  平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这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恰恰相反。

  

  王同春开渠全凭民间力量,设计、施工也主要靠他总结的“土办法”。每一条渠开挖之前,他往往要在设计渠道边上插几根竹竿,并绑上灯烛。他站在一旁,通过观察火焰高低决定所挖渠道的坡度,确定渠道的走向。

  从黄河故道考察归来后,王同春在1882年与郭大义分道扬镳。

  是年,王同春的公中(耕作单位)收留了从上千号青壮劳力,并成功从蒙古族王公(根据清代的土地制度,这一带属于蒙古族王公)手中租到了大片耕地。摸爬滚打十余年的他,开始酝酿宏伟计划:从黄河直接开口,开一条贯穿后套腹地的大渠。

  要凿通那条前所未有的大渠,他需要找到一个立足的根据地。王同春在脑海中仔细地搜索着地图上那个重要的点,最终停留在一个叫

  “隆兴长”(今五原县城驻地)

  的村子中。虽说名义上叫村庄,但“隆兴长”在当时地图上并不存在。当内地形势风云变化时,

  后套恰恰是一块“三不管”(朝廷不管、蒙古王公不管、地方政府不管)的空白地带。

  这里的农业垦荒和商业开发都是由民间自发开展的。

  最早看中这块地方的并非王同春。早在同治年间,退役的湘军运粮官郭向荣向达拉特旗的王爷租用了哈拉格尔河、旧河筒子周边的土地,于同治六年(1867年)开设了当时河套唯一的综合商号“隆兴长”。从那时起,它就是后套平原上的买卖中心。当时

  民谚云:“要买好东西去隆兴长,要骑骏马到锦绣堂。”

  好景不长,当老掌柜去世后,“富二代”郭鸿霖花天酒地,商号逐渐衰落。王同春趁此机会买断了隆兴长所有资产,在旧址上重建房舍,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不久,隆兴长便积累了雄厚的资本,独占了后套商品市场。

  隆兴长蒸蒸日上的日子里,也正是王同春大规模开渠的时期。作为地商的他深知,商业经营与开发垦荒必然是相辅相成的。1882年,王同春利用哈拉格尔河、张老居壕、奔巴图河等三个天然壕沟,疏浚挖通成为一条灌溉农田的河渠。到了1902年完工时,又开了支渠45条,可灌溉良田2200余顷。

  这条连接黄河、乌加河和乌梁素海的大渠后来改名“义和渠

  ”——这条渠一直到今天还在惠泽后套土地。

  浩浩荡荡的义和渠水从“隆兴长”总号门前穿过,纵贯于河套腹地。一条前所未有的大渠开通,不仅让王同春完成了华丽转身,也彻底改变了隆兴长的地位。在一家商号的基础上,周边很快形成了人口密集的村落。民国时的林竞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它的繁华:“居民约四百余家,商店大小百家。有邮、电、垦各局……五原所属以此镇为大……故东来者,不曰住五原,而曰住隆兴长……”隆兴长最终发展成为一座边陲重镇,其名气远超过当时的五原旧县城。于是有了那首民歌:“小妹妹穿上红衣裳,咱们去逛隆兴长。”

  因为隆兴长地位日渐显要,中华民国政府将五原县的行政中心迁往这里,

  今天五原县驻地隆兴昌镇名称即来源于“隆兴长”

  。可以说,

  没有王同春,就没有昔日隆兴长;没有隆兴长,就没有今日五原县城。

  王同春似乎专为开渠而生。用其子王喆的话说:

  “(王同春)生平无他好,唯嗜水利若命。

  ”有了义和渠的成功,他对开渠更加痴迷。《绥远通志稿》称他

  “每遇疑难渠工,俯而察,仰而思,面壁终夜,临河痴立。及豁然有悟,往往登高狂呼,临河踊跃,以为生平第一快事”。

  果然,他的开渠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他独立投资开渠5条:刚济渠、丰济渠、灶河渠、沙河渠、义和渠,又与人合伙开渠3条:

  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这就是清末后套的“八大干渠”。

  在此基础上,他还挖通了270多条支渠和无数条小渠。经过修挖和调整,“八大干渠”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十大干渠”。

  历史学大师、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顾颉刚说:“河套中人更只知有他,不知有国家。”作为一个可以治水的人,王同春很快被人尊为“河神”、“独眼龙王”。在当地的一处碑刻上,我看到了一段文字:“

  王同春凿成绥西十大干渠,开拓河套农耕事业,有功于西北边防,裨益于民生国计,实超于西南李冰父子。

  ”

  李冰父子因修都江堰名垂千古,但后套百姓觉得王同春的功劳要超过前者。

  事实也的确证明,后套灌区的贡献不亚于都江堰。王同春在后套开渠总长达到4000多公里,远远超过都江堰灌渠的长度;后套水利系统在光绪年间可浇灌土地110多万亩,超过了都江堰当时浇灌土地的面积。

  开凿难度上,都江堰与后套不可同日而语。李冰造都江堰依靠官方力量为强大后盾,而王同春则几乎全部依靠个人资金和民间力量;都江堰工程地处湿润区,有充足的天然河道进行分流,而后套气候干燥,多数河渠全凭人力凿开。

  据史料记载,王同春的河渠后来被清政府没收,后套垦荒人口几年间少了一半,耕地数量更是下降了4/5。后来冯玉祥对此深有感悟:

  “人们一直不重垦殖,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废了。王英的父亲(注:王同春)是这里一带唯一的一个努力垦荒的人……”

  “绥远一省只有十八个县,而五原、临河、安北(注:今乌拉特前旗),三县是王同春开发的。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那不够我们的纪念?”对于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水利家,很多人眼里的“高冷学者”顾颉刚如此赞叹!

  王同春开凿的“八大干渠”均在黄河北岸选择渠首,引水方向大致与干流呈60度向下的倾角,引水口巧妙利用河湾环流作用,选择曲流处开口,按照此法开凿的灌渠既不干涸,也不淤积,可以实现无坝自流。同时,王同春利用黄河故道乌加河作为排干渠,将灌溉余水退入乌梁素海。今天的后套平原水系,就是在王同春开渠基础上进行完善和丰富的。

  乌梁素海的蒙古语意为“杨树林海”,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湖面轮廓南北长、东西窄,形如一头戏水的海豚。清道光年间黄河改道南移后,乌拉山西部则留下了两处牛轭湖。后套清末几条大干渠修通后,多条渠水顺势汇入乌加河,原有两处湖泊汇成乌梁素海。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水源注入,原本萎缩的湖面越来越大,成为河渠末梢上的一颗蓝宝石。从4000米高空俯瞰这片水面,郁郁葱葱的芦苇荡与蔚蓝的湖水形成了鲜明对照。

  河套词典:

  那些叫

  “圪旦( g ē d à n ) ”、 “ 圪卜 ( g ē b o )”

  的地名

  在后套平原大比例尺地图上,我们会看到许多奇怪地名:以人名开头的有王老虎圪旦、沈虎圪旦、马兰圪卜、魏三圪卜、王长命圪旦;以姓氏开头的有杨家圪旦、乔家圪旦、梅家圪卜、柳家圪旦;以自然人文景观命名的有沙畔圪旦、红柳圪旦、帐房圪旦、油房圪旦等。当时进入后套垦荒者以山西人居多,他们管凸起的高地叫“圪旦”,凹陷的洼地叫“圪卜”。“大树圪旦”得名,是因为其低洼环水、周围有树。“黑泥地圪卜”村过去是个小湖,黄河改道后湖水干涸,沉淀出了黑油油的土壤,后来发展成“黑泥地圪卜”。

  王同春长子王鸿曾在乌加河畔土坡上设立过“公中”,后来人们把此处形成的村子叫“大财主圪旦”。

  山西河曲人刘四拉垦荒的一带村庄,后来被称为“刘四拉圪旦”。为了通过水利和地产控制后套农业,后套地商们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管理体系,其核心机构就是“公中”和“牛犋”。牛犋最早指“耕作单位”,后来引申指“村落”。公中也就是“大牛犋”,一般由若干个牛犋组成。“凡地户民刑各事,都由公中取决,俨然一政府也”。现在地图上依然能看到许多叫“公中”、“牛犋”的地名。

  这个河套英雄感动了无数百姓感动了地理学大师却没能感动有权有势的人

  1914年一月的某个早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被寒气笼罩着。

  地理学家张相文,

  他就是最早

  提出“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老先生

  ——他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农商总长张謇的办公地点。几日来,他心中一直盘算考察西北的计划,希望能得到张总长支持。会晤后,张謇对此积极回应,并建议他第一站到绥远去。当张相文来到绥远省管辖的后套隆兴长时,正值当地最美的初夏时节。只见五原县城外天空明净、红柳婀娜,田中青青的小麦长了一尺多高,焕发着勃勃生机。更让他吃惊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已经有成熟的灌溉系统。

  ▲

  张相文先生(1866—1933)

  中国地理学中上接传统、下启新学的枢纽人物晚清民国,曾担任中国地学会会长、国会众议员、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

  张相文在骡车里偶然听人讲,这一带的河渠都出自一个叫王同春的人。张先生兴奋起来,并开始想象这个奇人的样子。没想到,下车之后第一个迎接他的正是王同春,他身体结实、两鬓微苍、笑容可掬。张或许不知,

  这个乐观豪爽的人曾5次入狱,都因开渠。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学术殿堂中的地理学大师与田间地头里的农民水利专家相遇了。见多识广的张相文暗暗惊讶,后套居然有这样的奇人。他回到北京后,便迫不及待地向张謇汇报此行收获。

  张謇听后决定聘王同春为水利顾问,对河套进行新一轮垦荒。

  ▲很多人知道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之说,却未必知道是谁首创提出的

  “唯淮水发源于北岭之支麓。实继北岭正干,而为南北之界线。”

  张相文《南园丛稿》文集中出现了这段关于中国南北分界线的叙述。

  一年后,

  张謇、张相文、王同春

  三人约定组建一家

  “西通垦牧公司”

  ,由王同春拨出乌兰脑包附近地十万八千亩作为公司基础,张謇、张相文则各出两千元作为活动资金。公司初建时的工作非常顺利,三人也都充满信心。但是,由于塞外交通闭塞,加上官吏贪婪、军队骚扰、土匪猖獗,公司常常遭受敲诈勒索,不但没能开垦土地,连牧畜养殖也宣告失败。

  六年后,公司宣布解散,他们的塞外垦荒梦,破灭……

  西通垦牧公司解散后,王同春又结识了正在开发西北的冯玉祥,并成为他手下的水利总工程师。1925年农历六月二十八,王同春为开挖新渠只身跳入黄河勘察,不久就昏厥在水中。等渠工把他抬出水面,74岁的王同春已经逝世。后来他的小儿子

  王喆继承父业,继续维持、完善后套水利工程。

  王同春去世90多年后,有学者来到了当年送葬的地方。虽然正值盛夏,但那冷清的墓地分明让人感到了阵阵凄凉。王同春1925年发丧时,送他的老百姓在隆兴长外排成了“十里长街”。他的10年忌日,

  傅作义拨款重修祠堂,冯玉祥、阎锡山都为他撰写挽联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人们荡舟义和渠中,供奉同春瓷像,点亮盏盏河灯,敲锣打鼓祈求风调雨顺。

  ▲很难想象,如此伟大的人物,缔造河套辉煌的人物。坟茔竟如此荒凉,常年无人祭扫

  即将回程时,当地史志办的老学者武英仕老人说:“王同春死后,他的灵柩要抬回老家邢台,但隆兴长的百姓长跪不起,要求把他葬在五原。”就这样,王同春永远长眠于他毕生开垦过的土地上。

  古语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一套”最早仅指宁夏平原。

  经过王同春父子与后套百姓近百年的奋斗,开发较晚的后套终于也变成了“塞外粮仓”。时人曰:

  “由是后套垦地万顷,灌溉之利,几与宁夏相争衡矣。”

  后来,河套地区才有了这句新谚语

  :“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五原县城北原有纪念王同春的祠堂和他的墓地,

  但这些历史建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损毁,今天见到的墓碑是后来重修的。

  墓碑周围芳草萋萋、瓦砾狼藉,令人唏嘘

  。墓地平时无人维护,久而久之王同春这个名字也就慢慢被淡忘了。

  在呼和浩特市张素梅女士家里,张女士和儿子,找到了王同春之女——二老财女士的遗像,后套地区流传着关于她的很多故事。重提旧事,睹物思人。墙上贴有一张旧时后套水利工程地图,那些水渠皆是王同春一手缔造。

  即便在五原县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也没能找到几件王同春的遗物,仅有的两幅老照片还是从别处翻拍的。几天后学者在呼和浩特市拜访了一位重要知情人——

  “二老财”(王同春二女儿,关于她的故事,冰心先生曾专门有散文《二老财》)之女张素梅。

  老人虽然九旬高龄,但有问必答,思路十分清晰。可惜的是,家里所有关于姥爷的照片和旧物,早些年被烧掉了。

  70多年前,

  顾颉刚撰写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

  曾入选当时的小学课本,并把他称做

  “民族的伟人”

  。今天,这个伟大的人物、河套繁荣重要缔造者之一,他还能否重新被写入我们的教科书吗?

  即使书本不说地图上的水系,就在那里作证。

  

[责任编辑 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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